曾毅:中国老龄化的新形势

发布日期:2012-10-22    来源:

【核心提示】全球多数国家都在老化,然而中国的老龄化却发生在现代化初始阶段,社会财富积累有限,公共福利制度不健全,即将到来的退休潮,将是对中国政府财政的严峻考验。届时,我们亦要重视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分散养老压力中的作用。


未雨绸缪应对养老隐性财政危机

巨大的年轻的人力资本是支撑起我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随着人口的老化,正在变成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1950年代到1970年代生育率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在未来三十年将全部变成老年人。到2020年我国老龄人口就要达到2.48亿,这比整个欧洲的老龄人口还要多。到2050年,我国的老年人将超过4亿,约占总人口的31%。其中需要重点照顾的80岁以上的老人就达到1.03亿。

2005年,我国每6.1个劳动力供养一位老人,到2025年,这一赡养比会变成2.5:1,而到2050年则是1.6个适龄劳动力赡养一位老人。2020年代中期起,我国会每年增加1000万老人,而失掉700万名劳动力。

全球多数国家都在老化,然而中国的老龄化却极为特殊,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变得比美国还“老”。况且我国的老龄化发生在现代化初始阶段,社会财富积累有限,公共福利制度不健全,即将到来的退休潮,将是对我国政府财政的严峻考验。

老龄化带来的不仅仅是财政支出的骤然加大,在中国社会矛盾日益紧张、民粹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有可能和其他现代化压力交织在一起变成挑战社会稳定的力量。

欧债危机的发生,其最直接的诱因就是老龄化,庞大的老龄化支出产生的财政赤字,常年积累,出现了政府债务超过GDP总量的奇怪现象,政府“资不抵债”“国家破产”。根据学者的预测,中国到2050年养老资金缺口积累也会达到相似程度。

面对如此庞大的养老压力,政府不能把未来养老的风险完全集中在可以直接支配的财政上,应当开辟其它渠道,比如,出售国企的部分股权。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要重视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分散养老压力中的作用。一方面要探讨企业年金和个人商业保险的合理发展形势,平衡养老体系三大支柱的压力;另一方面,重视社会组织在养老的作用,对于这类NGO我们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去防范,应该扶持其发展,日本的农协和法国的农民互助会就在农村养老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中国老龄化的特殊形势

文/曾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虽然,多数国家都要经历老龄化,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浪潮显得特别棘手,在全球老龄化进程中,是一个特例:

1.高速: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是发达国家的2倍,老龄化程度从10%到20%,中国将只用20年,而美国是57年,德国是61年;

2.高龄:需要特殊照顾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口增速是老龄化速度的2倍;

3.未富先老,按购买力计算,中国在人均GDP4000美元时就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发达国家在1.5万美元左右;

4.老人数量大,养老负担沉重,2050年我国65岁老人将超过3.3亿,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养老负担将等于目前的3-4倍;

5.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老龄化程度倒置,由于人口迁移的影响,我国农村老人比例将高于城镇,欠发达省区的老人比例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环顾世界,多数国家都在老化,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降临的浪潮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快。我国仅用了一个人的时间久完成了人口结构的年轻、蓬勃到衰老、停滞的转变。不仅如此,中国是在社会发展起步阶段就迎来了老龄化,是在社会财富积累和养老制度极不完善的情况下仓促应战。

一、高速:我国老龄化速度是发达国家的两倍

我们所做的人口预测研究表明,在中生育率与中死亡率假定方案下,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1990年的不到6%迅速增加到2030年的15.18%与2050年的23.11%。按照联合国于1999年公布的最新预测,中国2030年与2050年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17%与22.16%。不同学者在不同时间,用不同方法、不同起点年份预测的本世纪我国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十分吻合,说明本世纪我国老龄人口高速增长已成定局。

按联合国1999年公布的中生育率与中死亡率最新预测结果,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从10%增至20%的年份为:中国20年(2017~2037),日本23年(1984~2007),德国61年(1951~2012),瑞士64年(1947~2011),美国57年(1971~2028)。从1990年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年增长率为2.13%,分别等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与日本的2.19、2.16、2.13、2.11与1.14倍。

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在转型国家中是罕见的。例如,按联合国中生育率、中死亡率方案预测,仅有韩国65岁及以上老人每年平均增长率略高于我国,印度略低于我国。

二、高龄:80岁以上高龄老人增速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2倍,到2050年,中国将有1.03亿80岁以上高龄老人

按国际上调查资料,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因体弱多病需要经常性特别照料的比例等于65~79岁老人的5倍左右。显然,高龄老人最需要照料,是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按照中死亡率预测方案,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从1990年到2050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2%,分别等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与日本的2.17、1.19、2.16、2.15与1.18倍。

如果低死亡率假定成为现实,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从1990年到2050年的每年平均增长率为5%,即平均每年递增5%,持续60年!

在中死亡率方案下,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65岁及以上总体老年人口的比例将从1990年的12.12%增加到2020年的19.10%与2050年的34.16%。2050年高龄人口占总体老年人口的比例大约等于1990年的3倍。

我国本世纪高龄老年人数量增加如此迅猛的主要原因是我国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庞大人群在2030~2040年前后陆续进入高龄年龄段。另外,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死亡率下降速度将加快。

三、老人数量大

本世纪中叶以前的65岁及以上老人是今天15岁及以上的成年与少年人口,与今后的生育率无关,仅受本世纪死亡率变动的制约。中死亡率预测方案表明,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数量将从1990年的0.67亿增加到2030年、2050年的2.32亿与3.31亿。联合国1999年最新预测,我国2030年与2050年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为2.35亿与3.34亿。中外学者不同时期用不同方法所作预测数字的吻合说明我国本世纪老人数量庞大是肯定无疑的。按联合国最新预测,本世纪中叶,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将等于美国老年人数的4.4倍,而十分接近美国的总人口数。2050年我国总人口数将比印度少0.51亿,但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人数将比印度多1.03亿。

我国本世纪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数量将以超高速迅猛增加。按中死亡率方案预测,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数将从2000年的1300万增加到2030、2040与2050年的0.32亿、0.76亿与1.14亿。如果低死亡率假定方案成为现实,我国2020、2030、2040与2050年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数将分别达到0.38亿、0.58亿、1亿与1.6亿。

四、老年抚养比大:2050年适龄劳动人口的养老负担将等于目前的3~4倍

前面所讨论的我国21世纪上半叶人口老龄化的高速、高龄、数量大等特征主要从老人与高龄老人数量,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及增长速度等方面考察。而另一个广为应用的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是老年抚养比,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虽然并非所有15-64岁的人都工作劳动,65岁及以上老人中继续工作的劳动者也不少见,老年抚养比概略地描述了老年供养需求与社会潜在生产能力(即劳动人口)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的老年抚养比为0.11左右,即每一个劳动年龄的人只需供养0.11个老年人,或者说每9.1个劳动年龄的人供养一个老年人。

然而在中、低死亡率方案下,我国202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分别上升为0.17与0.19,分别比2000年增长54.5%和72.7%;而205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分别上升为0.37与0.45,或者说平均每2.7~2.2个劳动年龄的人供养一个老年人。2050年我国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负担将等于2000年的3.4倍与4.1倍。

五、地区差异大:农村老人比例将高于城镇,相当一部分欠发达省区的老人比例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我国农村生育水平高于城镇,欠发达省、区的生育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大量的人口由农村向城镇及由欠发达的中西部向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迁移流动,而这些迁移人口中绝大多数是青壮年。青壮年的大量流失将导致农村老人比例高于城镇,一些欠发达省区高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按照中生育率与中死亡率方案预测,本世纪中叶我国农村、城镇65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分别为26%与22%,农村等于城镇的1.2倍。农村、城镇的老年抚养比分别为0.46与0.35,农村高于城镇31.4%。

从地区差距来看,对比10年前的“五普”数据,老龄人口比重前五的省份,已经由原来的东部发达地区转变为欠发达地区。“五普”显示,65岁以上人口占比最高的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北京市、天津市,无一例外都位于东部地区。

而2010年“六普”显示,65岁以上人口占比前五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是重庆、四川、江苏、辽宁、安徽,其中,比例最高的重庆为11.56%。除了江苏属于经济发达省份外,其它都是欠发达省份。而广东、北京、天津、福建等发达省份,一跃从老龄化严重地区,变为低于全国老龄化平均水平的地区,尤其是广东省,其老龄化水平仅为6.4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9%。

到2050年时,情况变化更为突出。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自治区中,大多数为欠发达地区。根据曾毅、王桂新等人预测结果,2050年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排序,广西、四川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4%与42.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O%以上的还有辽宁、贵州、内蒙古、云南。届时上海老人比例仅高于全国水平的3.7%,北京、天津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六、未富先老: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人均财富只是发达国家的零头

我国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条件下实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在进入老龄化之前,就已经成为富裕社会,中国则是“未富先老”。当美国的老年人在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中国现在的程度时候,美国的人家收入已经是现在中国的四倍了。发达国家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在老龄化比例达到7%、10%和14%时的人均GDP为分别为1967美元、11335美元和38555美元(IMF,2003)。而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的2000年人均GDP只有850美元;预计中国65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会在2020年左右超过10%届时中国的人均GDP也只能到达6000美元左右。因此,我国是一个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而不得不提前面对一个相对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

在发达国家老龄化来临时候,他们已经比较建立了完善的福利制度。而我国在即将到来的老龄化浪潮之前,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目前的公共养老制度覆盖面还有很大缺口,而私人养老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老年人不得不依靠家庭赡养网络或以前的储蓄。我国的“提前老龄化”将让未来的年轻人负担日益沉重,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诸多压力所叠合的紧张社会里,这将对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是一个严峻考验。

文章来源:社科院《改革内参•高层报告》 作者:曾毅 周健工 高培勇 汪德华,本文未摘录周健工译文及高培勇、汪德华合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