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勒的风格，核心是嘲讽，对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的嘲讽，当然也意味着对主流经济学的嘲讽。因此，他写的文章，在幽默之外，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批判意识，让读者觉得“刻薄”但只是嘲讽到刻薄的程度而已。萨勒的问题，根据他的自述，年轻时开始纠缠他，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如何束缚本真意义上的精神自由，以及每一个人怎样挣脱这一精神枷锁。在我借题发挥完全跑题之前，还是先推荐萨勒教授的名著（也是公认代表他的经济学思考的学术传记），《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W. W. Norton。我的朋友当中，唯一承认读完了这本书的，王烁（《财新周刊》主编）两年前已写了一篇读书笔记，是给任何希望读完萨勒这本书的书评佳作（读者可自己微信检索王烁这篇文章）。

英文词“嘲讽”（satire），源自拉丁文“Lanx Satura”。在拉丁文里，这一短语最初的意思是：一满盘各种各样的水果。所以，嘲讽原本意味着让营养更加丰富。当然，拉丁语作者们充分意识到古希腊喜剧作家克里斯多芬的风格开启了嘲讽之先河。至于嘲讽是否能追溯至与它同一词根的“satyr”（古希腊狄奥尼索斯崇拜仪式中的一类角色），17世纪以来，学界始终争议，我认为至今未能定论。尼采激烈批评西方人有太强烈的阿波罗（太阳神）精神从而继承了太少的酒神（核心就是狄奥尼索斯）传统。萨勒的风格，更接近酒神的。罗素（《西方哲学史》）评论古希腊的酒神崇拜，说那是对过于的理性的生活的必要平衡（解毒剂）。呵呵，对萨勒而言（我的理解），西方人的经济学，理性到了极端程度，以致必须由他这类经济学家提供苏格拉底式的解毒剂。

大约十七年前，本世纪初年，行为经济学家列出关于人类行为的四项基本假设：1）bounded resources（有限资源），2）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理性），3）bounded selfish（有限自私），4）bounded will-power（有限意志力）。回溯至1970年代之前的三十年（行为经济学的初期发展），西蒙（Herbert Simon）教授因系统运用了“有限理性”假设于经济学、管理学、公共政策和人工智能领域而得到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因此，有限理性假设成为当代行为经济学最源远流长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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